岁时概念的早期演进

 

    考据训诂之学重视岁时历日,于上古文献则尤为重要。 然而“春夏秋冬”之类的语义沿 革至今还不很清楚。如果判定:孔子时的四时概念才刚刚形成不久,二十四气只起于汉初,则 不难想象许多古典的解读会有新说法,特别是涉及诸如生态、农业、田猎、军旅、朝贡、市 贸等事,会有更多的信息收获。本文的探讨或有所助于此,则笔者幸甚。

 

一.《尚书·尧典》“四仲中星”问题
    正规史料记载天文历法最早的还是儒经。《尚书》一开头便是“尧命羲和……”是部署 天文工作;《春秋》是编年史,对历日很重视,记录了36次日食;为此书作补注的《左传》除 有些历日数和对历日正误的评议外,则更有一些天文星历专家的事略;《礼记》有“夏小正” 和“月令”两篇,所记是粗略的时令物候现象 ,限于黄河流域。秦始皇烧书,却没烧天文历法 书,因为那是算命占卜所必需,为此连《易》也没烧。《汉书·艺文志》所载刘歆《七略》的 有关书目不一定是真的旧作,可能大半是汉人伪作,然而就连那也多失传了。考古学的所得也 不多。甲骨文只有片言只语,且不能肯定其译读。例如以前被认为是有关超新星的卜辞,近年 又被否定了,因为其中的“星”字又被说成不是了。比较肯定的就是一份干支表,以及一些有 干支纪日的记事,若带有月数, 就有用于推断闰法的价值。晚些时候的青铜器铭文,以及随县 的漆画二十八宿图,马王堆帛书中的《五星占》,张家山汉墓的算数书,银雀山汉墓竹简,武威 汉简等等,屈指可数。
    首先说《尚书·尧典》,这部古书在作过尧的简介之后,就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申 命羲叔…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申命和叔…日短星昴,以 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这段文字可谓相当古老,传流至今,难免错讹,原初文字是什么样?含义如何? 那些文字 与被表示的史前口传内容是否已有偏离?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从汉儒解经以至现代,各家解 说可接受认可者不多。说是尧的史事,不可尽信。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所指的书就 是《尚书》。然而可以断定,此文不是儒家的伪作。理由是: 以366日为年周期不晚于公元前 3世纪,而“日短星昴”必在公元前22世纪以前。此事尚须细说如下:
    鸟、火、虚、昴,与二十八宿有关。其中昴最靠得住是现在指称的昴星团;火是心宿二, 也有问题,待下文讲;后世之虚在二十八宿中明确指称两颗星—宝瓶座β和小马座α,尧时赤 经一样,但非很亮,是否尧代即称其为虚,不能肯定; 鸟在二十八宿中无其名, 但对应的十二 次的三个各名“鹑首、鹑火、鹑尾”,所占赤经约90度。这是不可考据之文,也无法用于讨 论。
    “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仲是兄弟排序第二,长为孟,末为季,借用于四时各三个月 的别名,四仲是今用农历的二、五、八、十一各月。但此文更可能是指春分、夏至、秋分、 冬至的日子。“日短星昴”等四个“星”字是可有多种解释的文字。今人几乎全都认为:这首 先是指“中星”,即位在正南的星, 因此而称解释这段古文的命题为“四仲中星”问题。此 外,还都认为这是用天黑后观察中星而定节气的方法。 后文谈到的卜偃所说“火中成军”可 为佐证。不好办的是观察测定的时刻,是定在天刚黑看得清星宿,还是定在日落后一小时或二 小时? 午夜0时的可能性很小,那对寒冷的冬季不合适, 而且需要较大的等待耐性。仅当昏 后云阴不见才会等待云开,那要用漏刻作修正。 既然一整夜都是观察所应利用的时间,则以 刚入夜的观察为最合古代实情事理。 这就是“天文昏影终”的时刻,是日落平西后五刻。
    要问这种观测的精度,首先要问二分和二至的概念建立的过程和时代。 与现代天文学一 样的分至概念,即以太阳赤纬定分至,在立杆测影之初不会全有。但会先知道正午影长极大和 极小为冬至和夏至,至于二分则应较晚出现。其实,从古文献综合来看, 以午影极长定冬至是 最先被认识和运用的方法。这在上古是个最佳选择, 黄河及其以北地区冬至阴天很少于夏至, 冬影比夏影长八九倍,测量精度高。长期记录冬至间隔日数, 由此先知年周期日数365或366, 四等分一年之数即得一种简定的但却是精确的四仲时日。之所以还须每日观测,是因为冬至 之日可能阴天。至于二分日, 太阳可提供的较直观的数据,午影不在其内,那不是二至影长的 算数平均值;日出日没方位为正东西是一项, 但观测难度比看影长极值大了很多, 影长极值 是连计量都不必做的。加之精确的正东西出没之日比四等分一年法所定之日又有差离,因为 太阳的视运行不是均匀的。
    由以上分析可见:古人要定四仲分至之日,主要是冬至,其余三个不要紧,所以《尚书》的 四仲中星之文不全具有足够代表当时天文学水平的价值。所可注意者不过“日短星昴”和一 年366天二事而已。以往学者们的讨论多流于烦琐。
    此事涉及岁差。所谓岁差是指:由于地球自转轴像陀螺样摇摆,周期约为25800年,所以 天北极是以黄极为中心,以23°.5为半径在一个圆周上移动, 而冬至点则以72 年一度的速 率向秋分点方向移动。岁差现象最早是公元前二世纪由西人伊巴谷发现的, 中国晚五百年到 晋也被虞喜发现。晋以前人不知岁差,不可能伪造出比他们早一两千年的天象。冬至日天黑 以后,昴在正南方的天象,只能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以前, 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这正是尧的时代。对“日永星火”的天象,那时要在夏至晚上18 时40分出现,似乎嫌早,但考虑到心宿二亮度大,以及早期允许误差,还是可以承认为尧代, 要十分准确,就要推后七百年到商初。按《中国天文学史》所说[1],甲骨文的信息说明: 商代 的历法是阴阳历,年有平闰,月有大小,有测定分至的知识,季节与月份关系基本固定了,但没 有四季概念。
    如此,《尚书·尧典》“日短星昴”四字可肯定是传自尧的,而“四时”的概念则晚至春 秋。以“鸟”作一宿,当在西周之时,因为到东周时,就有二十八宿了。 所以这段古老文字实 际包含孔子以前史官积代相传的东西,在传述中逐步加进了一些新内容。 天文官羲和之事可 能是尧代,而羲和两家四人分管四方四季,就不是真实的了。这些文献传到孔子之时,早有一 年366日的数据,以及闰月之法。但此时已是“日短星娄”,昴宿已经偏西二十几度了,而史 官们并未改动历代相传的话,只是加进了一些新知识, 也许是为了对先王之言作些补正? 这 里看到的是中国上古史官传统的一个生动实例, 他们对祖传的说法虽疑不改。

 

二.从甲骨文到《春秋》《左传》及《夏小正》的四季节气概念
    《夏小正》是一部讲十二个月的物候天象和农事的书,据史料之言, 它是由西汉儒家戴 德编在《礼记》中的,后来被人们单独抄出成书。人们看它的语言文字十分简奥,便认为它是 真的传自夏代的作品。若问《夏小正》的作成年代, 不能光从文字简奥与否判定。秦统一以 前各地区发展不一致, 落后地区的文化典籍也可以表现与先进地区的古典一样简奥。何况还 有人会故意模仿古典风格造伪呢。可供作年代判断的是书中的天文历法内容。书中有恒星见 伏和昼夜长短的事,如:“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五月参则见,…时有养日…”此文中的 “养”被训为“永”,五月里有最长的白昼,也就是夏至。从参宿的见伏可知,太阳在参是四 月,是夏至前一月。于是夏至日在井,而冬至日在牛前斗末。这个天象却是汉初的。 陈久金说《夏小正》原文只有十个月, 是属于原始的“十月太阳历”[2]。 此说之不能服 人,一是其书中的天象是汉初的,即便以十月历计,加上离差,最早也到不了春秋。而在这段历 史时期, 中原汉字文化区内决无十月太阳历;二是自古以“月”为名的时间周期从来
附图:相关的甲骨字

都是朔望月,而“月”这个字,从甲骨文以来,含义就是作为天体的月亮,同时又是纪时的月份。 把一年分为10等份的历法何以用“月”之名?
    质疑的重点还在四季概念的形成和演变。《尚书·尧典》有春夏秋冬, 如果我们能证明 商代还没有四时概念,“冬”字的含义也与今不同,那说明此书的著作年代不早于西周。请看 甲骨文字形(附图摹自《汉语大字典》《中文大辞典》《简明甲骨文词典》等书)。
    甲骨文这几个“春”字,各有差异。1和2含太阳形象和两棵植物。注意“暮”“朝”二 字,可以说这两个“春”字是与“暮”和“朝”共一“偏旁”,意为日近地平在树中。旁边部 份被后人说成“屯”,意当取“道路停顿处”。先儒解为“难生”,是引用《易》屯卦 辞,不足为训。3象口吐寒气,4象晷端行迹正中。故甲骨文“春”皆指今之冬。甲骨文的“冬” 以前释为丝之端,意为“终”。然与丝有关的甲骨字,表现丝形都是成串的两三个圈圈,这“冬” 字与丝无关,是双枝挂果之象,表示收获。故甲骨文“冬”实指现在的秋。至于“秋”的甲骨 文,字1也含日之形,不过在表示太阳的圆圈上头加了两件 ,其形如翼,表示高飞,下面是弯 牛角形,可能是表示土圭的立柱和地影。旁侧的十字形指标表示影长很短。另一说为蟋蟀之 象。字2在日下画的是蜷伏的动物,这大概是今言盛暑为“伏”的起源;而字3则在某物下面 画火以象盛暑,这个字被后人继承, 先还用“龟”代替那个物,用“禾”代替那两个翅膀,后 来简化为只有“禾”和“火”,这倒是维持古义的。故甲骨文“秋”指今之夏。至于“夏” 字,在甲骨文中不用为季节名,只是族名国名。此足证明当时没有“四时”概念。后之以夏为 季名,当与夏历创始有关。
    从殷人文字所见其春的概念,是单纯天文意义的。其秋的概念也是以天文为主。这是以 春为岁首的原始理由,中国古历法从头是以午影测量为基准的。造字写字的人就是作占卜的 人,大概也就是作天文测量的人。他们把与时节有关的字造成那样,合情合理。到了周代,王 廷颁布的历日仍是冬至之月为正月。孔子作《春秋》遵沿这一传统,对其书的历日必须这样 理解。书中多次用“春王正月”的话,那是明示:所用的历日是周王朝正式颁布的历日。但周 的正月当夏历十一月,即冬至之月,所谓的春是夏历的冬, 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如多次记 “春无冰”,意谓气候不正常,正常是该有冰的, 这是夏历的冬令;很多水旱虫灾记录的月份 也符合这个原则。
    然而孔子说过“行夏之时”的意见,主张不用周历和鲁历(周鲁本是孔子要尊奉的君主政 治中心),也不要什么殷历 (当时也许没有后称殷历的历法)。 理由则可能是月序与四时次序 搭配合理,春为岁首,当一二三月。《论语》记曾点述志:“莫春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则暮春三月的气候应是夏历样的。可见,孔子时的四时定义已非固定一致,日常说话已 取夏历,夏历已经流行了,而孔子作史仍用周正。大概是,春秋后期各诸侯国开始自定历法, 有的就把冬至过两月定为正月岁首, 仍以正二三月为春,是用草木发生为岁首的定义,这是 个生态学的定义。如下文所说,这种历法可能出于秦晋等国, 自命为“夏历”。孔子赞成以农 事为重的历法原则,便说愿“行夏之时”,他并不保守于政治立场。然而如下文所说,如果一 岁只分三季,则“暮春”可以是四五月,于周历也可。
    《左传·桓六》有“季梁谏追楚师”一段(编入于《古文观止》)季梁说: “夫民,神之主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故务 其三时,修其五政,亲其九族,以致其祥祀,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
    前儒解文中“三时”为四时之三,略冬而不言,非。说那话时是公元前706年,还没有四 时概念,三时是全年—春秋冬。若说以四季而仅言三时,行文就太反常了。
    再过三十年而有《管子》之文,其书有“四时”之篇,但多处用“春秋冬夏”之语, 次序 不合自然,而今则说“春夏秋冬”。盖新出词语,以“夏”附加于旧三时之末也。 《左传·桓六》: “‘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 闭蛰而蒸。过则书。”
    这里的“启蛰”不应混同于二十四气的惊蛰,而是所谓“分至启闭”的启,闭是“闭蛰”。 “龙见”指东方苍龙,而取《夏小正》见伏之义,实指当时秋分前后天象, 于周历为冬。
    《左传·僖五》: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 为备故也。”
    此言“分至启闭”应即是二分二至加上启蛰和闭蛰。二分二至四个日子已平分一年为四 等份,则闭蛰当在立冬,启蛰当在立春。而一年的四次祭礼—郊雩尝蒸应各当四立之日,后世 历代皇朝考定的郊祀之礼大致也是定在这些时日。“始杀”当解为开始收获,杀的是禾麦,不 是动物,更不是人。而“尝”为尝食新谷,前儒之解为是。
    《左传·僖五》记晋灭虢,晋的星占家卜偃说:
    “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取虢之旌,鹑之贲贲,天策炖炖,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 接着作者说: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
    童谣文亦见于《国语》,可证不是汉儒伪造,但却可能是卜偃编造的, 这不害于我们的讨 论。“九月十月之交”是卜偃之言,而“冬十二月”是左氏之言,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卜偃用 的是夏历,左氏则依《春秋》而用周历。由此可见,公元前655年之前, 晋人已用夏历。“龙 尾伏辰”是说日在尾宿而尾“伏”,“辰”用“日月相会”之义,“天策”是傅说星,也在尾 旁。“火中成军”之语尤当注意,这个“火”不是大火—心宿二, 而是十二次的鹑火,是柳星 张几宿。《诗经》“七月流火”到底是哪个火? 再有“十月之交”与这里的含义有何异同? 这 都要考虑本文所研讨的岁时概念沿革而后来作决定。
    但是后来出现了所谓“三正论”。三正之说最早见于《左传》, 《史记·历书》继之, 说是:“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文中正月,十二月, 十一月皆用夏历序 数。日本人新城新藏认为三正论是对古代历法的曲解,他是对的[3]。至于与夏历并立的殷历, 如其真是传承或发展了殷人历法,那也应该是与周历和鲁历一样的, 以冬至之月为正月。如 果像以前学者们判断的, 所谓“颛顼历”“黄帝历”也和夏历一样规定正月,则历史上从来就 没有过所谓“殷正”。至于《尚书》四仲,则与夏历同义, 是否其文出自秦晋?(下文有论)这 里可向读者推荐陈美东和陈久金1975年的论文[4], 文中提及的殷历也与夏历一样,有冬至, 有立春……,以冬至为十一月,显然是夏历之属。
    正月的“正”字,应从《墨经》求解。该书有:“日中正,南也”之语,这“正”是动词, 意谓瞄准操作,射而中亦为正。“日中”是时间(或条件)状语。今人读《墨经》, 迳以今日习 用之“正南”为一个词,把信息丢了一大份儿。“日南至”的测定就是“正”,故命是月为“正 月”。至于夏历正月不正,是承袭旧名,不管其原意了。《汉书·律历志》评说《左传·昭二十》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之文说:“梓慎望氛气而弗正,不履端于始也,故传不曰冬至,而曰日 南至。”“弗正”是没测或没测准日影, 但说“不曰冬至”的理由是“不履端于始”却不对。 左氏僖公五年之文亦称冬至为“日南至”, 却是“礼也”。不用“冬”字,是因为日南至原本 在“春”,那时并无“冬至”之名。可见东汉人不知四时概念演变。
    与三正论同时,还有邹衍的“五德论”。必须重视邹衍这个历史大人物,他被近现代天文 史学忽视了。司马迁历书提到的前代天文历法大家,除了荒渺难求的重和黎,就“独有邹衍” 了。太史公论六家要旨以阴阳家序于首位,盖因司马氏乃畴人世家,也是阴阳家,而阴阳家之 首席为邹衍。他的大九洲说实为平天宇宙论,而其历法著作虽载于汉志,今已不见。邹衍首倡 五德循环更始之论,秦始皇曾依据这理论认定自己是“获水德”,又按三正说给自己排为第一 (或第四),把正月定在夏历十月(或二月),把三正变成了“四正”。现尚不知三正五德孰 先孰后,两者必有关联。这又涉及《左传》成书年代。无论如何,三正论和五德论都很快成了 历史陈迹,我们关心的是更精致的季节制度—二十四气产生的历史。
    作为岁首的春,从天文的冬至变到农事的开始,这反映了人们对人事和生产活动的重视 压过了纯天文兴趣。《汉书·律历志》述刘歆之言:三正各应天地人,“人统受之于寅初”, 是夏正之统。《夏小正》内容主要是生态和农事,劈头四字“正月启蛰”就是生态现象。其书 名用“小”字,意或取其为夏代“大正”之回归传承。若此,则书名已表示其为周正之后续, 非夏代古典明矣。
    旧的三时概念可能在日常语言中向后延续了很长时间。《庄子·秋水》不早于战国,其 文开头一句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时至就是按时而至,是符合正常季节的意思, 而依夏历的四季却应该是“夏水时至”才是。

 

三.《吕氏春秋》与二十四气
    以往说二十四气制的发明全是源于农业生产之需, 恐又是“劳动至上”论的简化思维, 值得商榷。《管子》有“幼官”之篇,其中以十二日为单位,分配春八夏七秋八冬七,共30个 单位360日,各有说词,似有名又似非名,如“小卯”“中卯”即重复使用于春秋二季。主十月 太阳历者以此为证,然则四季不等长,且每季皆不得整数月。实则《管子》之文不是历法,只 不过是一年行事的计划表而已。但这却可资证明,当时还没有二十四气的概念,若有,管子不 会另立30单位分割之数。如果单从农业之需而言,30分法既已有之,也就无须再立什么24 分法了。但无论如何,秦汉之际,以夏历和二十四气的通行为标志, 天文的周期,包括月亮的 运行,已被尽可能精确地与农事调合,得使今人称夏历为“农历”。
    二十四气之法,从历学而言,有绝妙甚巧之处。它是调和回归年与朔望月数序相关的置闰 法的极好设计。把一年按时间等分为12份,命为“月”,则与月亮盈亏不协。其数为30.44 日,比朔望月29.53日大了0.91日。汉代历家拿这12个等分节点命为“中气”,凡遇某一朔 望月中无中气,就不给这个月独立编序,而命之为上月的闰月,于是12 个中气就总对应一个 固定的朔望月序号,如冬至常为十一月。如果再间隔插入12 个“节气”即成二十四气,则保 证每月必有其气,一般有一个中气和一个节气,闰月则只有一个节气。有这样功能的二十四气 制是保得阴阳合历延续两千多年至今不废的关键, 其发明之功不可谓不大。可是这发明人是 谁? 完备的二十四气始见于《淮南子》之“天文训”篇, 这是汉初之作。但当时所行历法是 《颛顼历》,据前引陈美东文,此历始用于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在《吕氏春秋》问世 之次年,这是邹衍或其后几十年间的事。那无疑是天文历法之学发生飞跃的一个时代。陈文 认定《颛顼历》置闰为岁末,即“后九月”,虽与《左传》“归余于终”之法相合,然而“闰” 字自《春秋》即已行用,此何用“后”字?再说,秦始皇既定下夏历十月为岁首,而月序之数仍 用夏历之制,那也不通,“正月”不是一月,岂不与通用语义不合?汉代史官用夏正去改写旧历 的“秦正”纪年纪月,难免疏忽差错,大可细考。
    存在一种可能性,即秦历是以夏历二月为正月,冬至在十月,恒闰九月。后人说的“秦 以十月为岁首”不是把夏历的十月当正月,而只是冬至月。如此则秦代和“袭秦正朔”的汉 初史料纪年纪月原本与夏历仅差一个月,后人作史也就很难辨别了。此说有一旁证[6]:云南 傣族古历也是闰九月,今人用汉字音译其月名,正月为“登景”,二月为“登甘”,其它各月 用数为名,一年分三季。推测傣历起源当远绍周秦,其三季制源于西周,秦始皇开边又把秦 历推了过去,而有闰九月之法,且以二月为正月(壮族二月过年)。登与正二字古音同,“登 甘”者“正竿”也。到公元638年,又改从夏历,称正月为“正景”月,而二月之名“正竿” 依旧。沈括《梦溪笔谈》说正月神将为“登明”,其来源可能相同。这虽属推测,但可备一 说,有待深入细致地考证。
    必须重视《吕氏春秋》所首创的月令之文,其义似《夏小正》而更精密。《淮南子》和《大 戴礼记》都抄袭它的月令之文。东汉末蔡邕专作《月令章句》, 可见其受儒者重视。其书分 “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十二纪”即以十二月各为一纪, 用“孟、仲、季”和 “春、夏、秋、冬”组合为月名。第一个月是“孟春”, 第一句话是天文之事:“孟春之月, 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下段说:“是月也,以立春……”。如此样式,每月之纪开头讲 天文,凡孟月是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仲春和仲秋是“日夜分”,仲夏是 “日长至”,仲冬是“日短至”。四仲气名皆不用“春夏秋冬”字样。这大概是因为前此历学 已有的这四个天文时节之名本不用那四个字, 改变通行术语不是随随便便的事。这里已有了 后来的二十四气中的八个。注意一年的第一个节气是“立春”。
    顺便说,《尚书·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与《吕氏春秋》:“季秋之月,日 在房”比较,二文太过相似。如果以“季秋”为命月之词只出于春秋中后期,且此月当吕氏之 时而日在房,则《尚书·胤征》之文何可信耶? 其文之“辰”只能是引用《左传》“日月之会” 之义,“弗”字或为错讹,或有别解。抑或指羲和失职,误报为“弗集”,其“乃”字语气也合 适作此解。
    后来,历家有了区别“岁”和“年”的说法。纪史用“年、月、日” ,月是朔望月,一年 当然是从正月初一起始。而天文学的“岁首”却是冬至。如果按旧法, 冬至月为正月,也就 不必区分了。说到这里,就联系上前文“中气”和“节气”之别,冬至是中气,立春是节气。 究其源,或在二十四气之前。如仅有《吕氏春秋》的八气,则凡“四仲”之气(二分和二至) 皆在一季当中;“四立”之气(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若以月分季,则皆在一季初或上季末, 若以气分季则正当两季之节,其名用“立”也是一季开始之义。是则吕氏时乃每季二气,各分 中节,若以中气不在仲月而置闰,则闰皆在孟。进一步,为要把置闰更精确到每个月,就还得在 这八个气之外加十六个气,即得二十四气置闰法。而这外加的十六个气也被依其在置闰法中 的地位功能,与四仲和四立异同,分命为“中气”和“节气”。 依此分析推度,则《吕氏春秋》 暗示了“八气闰法”, 二十四气法之产生也只是其后不久的事。
    与《颛顼历》之始相关,还有个“甲寅元”的问题[5]。从秦王政九年改历就显示历家偏 爱用甲寅作历元的倾向。对此,有两大事实可作解释:第一是太阳所在, 以冬至点为“子正”, 则立春为“寅初”;第二是立春日斗柄指地平之寅, 柄体也在天空子午线东侧寅区。可见, 甲寅元之兴,是作《颛顼历》者依天象特征改“甲子”为“甲寅”, 以此强调其相对于旧周 正制的革命性。莫绍揆说[5]:那是秦始皇改历之初“一时很难找到子年子月子日子时冬至的 历元,但碰巧有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立春的历元,具体说来是:(秦始皇前120年的)甲寅年甲寅 月甲寅日甲寅时立春的历元, 这就是颛顼历所以采用立春标准历的原因。” 他把原属涉及 面大得多的夏正与周正沿革问题归之于秦历初建的偶然性事件,况此所谓“碰巧”也难说是 真,更解释不了他说的“当时甲寅元的声望非常大”。
    我们说,夏历是历法史上对殷周古历学的一次科学革命。 其思想动因是追求天地人和 谐。这次革命过程较长,上溯到孔子已见肇始 ,完成于秦汉间二十四气置闰法之确立,延续近 四百年。三正说和《夏小正》是这些新历家托古之作,是给新历法造舆论的。 从四仲到四立, 以至二十四气,还有甲寅元之倡导,都是为完成历学新范式努力的成果。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 《中国天文学史》 科学出版社 1981年 15页
[2] 陈久金 《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3-30页
[3] 新城新藏 《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璇 译) 中华学艺社 民国廿一年 11页
[4]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 科学出版社 1978年 95页,亦载于[2] 之133页
[5] 莫绍揆 “从《五星占》看我国的干支纪年的演变” 自然科学史研究 17卷1期
[6] 李晓岑 朱霞 《科学和技艺的历程—云南民族科技》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报2月

(初稿发表于《中华科技史同好会会刊》2000年7月,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