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科学名著》序





  在人类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名著有着不可磨灭的光彩。
  就自然科学的名著而言,毋庸置疑,许多名著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看法;推动甚至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许多名著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热爱科学,追求真知,探索奥秘,奉献终生。
  历史上的科学名著,犹如一座座丰碑,所铭刻的深邃思想,精妙实验,睿智论证是今人获取智慧的不竭源泉,是激励探索发现的永久动力。历史上的科学名著,值得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去拜读。
  名著为先辈科学大师写就。今天我们处在新的时代,科学知识不断创新,新出版的科学论文、著作目不暇接,难免会有人问:过去的知识多被更新,旧体系或被新体系包容,再去读这些科学名著有意义吗?对这样的问题,不妨听听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的回答:“现在阅读亚里斯多德、狄奥方塔斯、惠更斯和牛顿的著作仍然获益匪浅。这些著作中充满秘密财富。如果认为在这类著作里除了已被肯定被条理化的事实和思想之外一无所有,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些原著就没有参考意义,只消宣布那些事实和思想就足够了。但实际并非如此,我建议对此有所怀疑的人试试看。他们将会发现,回到这些原始资料所受的精神鼓舞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向科学家指出那些最能振奋精神使人开始新的冲刺的原著。”(见萨顿:《科学的生命》)萨顿的话出自上世纪50年代,但今天重温仍值得体味。
  我们有阅读科学名著的理由,但不可否认,读科学名著并不同于读文史名著,如果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背景,想必是困难多多。即便是有自然科学背景,由于知识门类的划分,也不见得就能通读顺畅。事实上,对从事科学史、科学文化或某些科学专业的人来说,尽可能多读一些科学名著理所当然,而对大部分专业相去甚远的人来说则视需要选择。
  由于专业分化的原因,许多人确实不必细读深究科学名著,但是为了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扩展自己的视野,却有必要了解迄今世界上有过什么科学名著。这个道理就如同没读过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却知道莎士比亚,知道其原著的精华一样。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试图通过目前这本书,对古今中外的重要科学名著、相关作者的生平、学术贡献和思想精髓做出基本的介绍和评价。



  从古希腊时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东方、西方的科学名著汇总起来何止千万!要精选出100多部有代表性的名著并非易事。既要考虑历史时段,也要考虑地域国别,还要兼顾学科特点。
  从历史时段讲,本书大致划分成古代、中世纪(难免有西方参照系之嫌)、近代三大部分。由于近代科学著作呈快速增长趋势,这部分又分为16到18世纪,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三个时段。
  从地域国别讲,东方不仅选取中国古代、近代的科学名著,也注意到印度和日本的情况,古印度医学比较发达,近代日本译介西学富有特色。西方作宽泛地理解,不仅有欧洲本土国家,也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等国,这些国家的科学名著均在视野之内。
  从学科特点看,仅自然科学就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之分,若考虑技术学科则分支更多。本书着眼自然科学著作,因为科学著作蕴涵的思想更丰富些。
  从科学家个人讲,有人一生著述丰富,限于体例结构,本书尽量突出其有代表性的著作或有特点的中文译著。如德国科学家高斯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大地测量学都有杰出的著述,而本书只选了他的《数论》,因为数学家将19世纪数学发展从编年史角度给出标志,起点就是1801年高斯的《数论》。又如法国科学家彭加勒被称为是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的“全才式人物”,他一生写有500篇科学论文和30多部专著,我们仅选取了他的《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和《科学与方法》。一是因为有中文译本,便于向读者推荐;二是从学科综合平衡考虑,应有涉及科学方法、科学哲学的论著为好。
  也有的科学家著述相对不多,但在不同领域的心血之作皆非一般。以牛顿为代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无论是对自然科学本身还是对人类的世界观来说,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浓墨重彩评介当属无疑;而牛顿所著《光学》虽然今天看来不能同前作并论,但在当时学科发展中却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故我们也辟一篇文字。
  并不是著名科学家就有著作入选,这里有学科史发展的考虑。如瑞士数学家欧拉1744年出版《寻求极大或极小性质的曲线的技巧》,由此变分法作为一个新的数学分支诞生。这本书给欧拉带来声誉,一度他被视为当时“活着的最伟大的数学家”。但不久,其他数学家就丰富了变分方法,使欧拉头上的光环很快减色。
  有些著名科学家主要从事实验研究,成果大都以报告的形式发表,尽管有些实验具有改变历史的意义(如伦琴的X光实验),但因不是著作体例,该书也没有收入。



  说到名著,易使人联想到厚重的书本,精美的装帧,烫金的书名等等。而本书论及的科学名著在当时并非都是如此,其中有小册子,有论文集,甚至还有散乱的手稿(只是后来整理成笔记形式)。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当时的科学家并非都有发表专著传世或以多少字算计稿酬的意识,事实上,以追求真知为人生目的的科学家,也从不把出版多少部专著置于首位。以法国科学家帕斯卡的《关于真空的新实验》为例,这本书包括致读者,实验,原则,命题,反驳等内容,加在一起总共不过20页,仅仅称得上是一部小册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部小册子,在当时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书中实验所提出的问题触及了千百年来人们思想深处的一个深信不疑的观念,“自然界畏惧真空并且厌恶真空”。帕斯卡在他的小册子中,却用巧妙的实验论证了真空的存在,并且明确地阐明了产生真空的方法。面对这样一本小册子,你能说它不是名著吗?
  名著一般都有明确的主题,而有的却难以命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留传至今有5000多页的手稿(实际原稿多达13000页),后人整理成《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笔记》,就是从传世的手稿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文字涉及了文学、绘画、生理解剖、数学、力学、天文学和建筑学等广阔的领域,因而很难概括名之。过去我们多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认识达·芬奇,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研究的深入,在达·芬奇身上,我们看到人类知识极致的结合,这就是艺术与科学互补,谐和共存。这甚至超越了我们用科学名著来评价的范围。



  本书写作中特别注意到西方科学著作在中国和日本传播的情况,这是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有闭关自守而后主动(或被迫)向西方学习、改革开放直到融入世界的曲折经历。
  有些西方科学著作在当时本国可能影响一般,而在日本、中国却产生有重要影响,冠以“名著”当之无愧。以1774年在日本出版的《解体新书》为例,原书是由德国人库鲁姆斯编写的《解剖学图谱》一书的荷兰文译本。众所周知,在日本的闭关锁国时期,荷兰与中国大陆是日本仅存的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因此,在日本文明的转型及其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兰学”(即通过荷兰传播到日本的西方学术)的学习和研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通过来自荷兰的书籍及其翻译,日本开通了一条移植、研究西方科学技术的道路。虽然《解体新书》的翻译在日本并不算最早的工作,但重要的是,以《解体新书》的出版为契机,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学术文化中心,形成了一个后来成为兰学核心的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解体新书》的出版,就是日本人在学术上转向西方,并认真摄取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再看中国的例子。在中国近代传入西方的科学著作中,《谈天》一书具有独特的地位。《谈天》原著名为《天文学纲要》,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1849年的著作,因书中介绍了若干天文学新发现,写法通俗,故一面世就受到关注,好评如潮,1851年出新版,此后又再版多次,几十年间成为天文学领域里其他出版物所效仿的对象。《谈天》最初由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口译,中国学者李善兰记录整理,1859年刊行。1874年,伟烈亚力据原书第10版增订,并经李善兰校阅后再版。《谈天》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最新的天文学成就,最先将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引入中国,并且巩固了牛顿力学和哥白尼日心说的地位。可以说,正是《谈天》的译介,使中国对西方天文学进展的了解上了一个层次。《谈天》译出后,深受中国学术界重视。著名学者梁启超称赞《谈天》一书“精善”,认为“人日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何状,是谓大陋”,《谈天》“不可不复读”。
  当然,也有西方科学名著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过程远比《谈天》为长,且限于当时的国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西方有着非常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书在中国的翻译始自1606年,时间并不算迟。当时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满怀对西学“会通与超胜”的信念,与传教士利马窦合作,翻译出该书前6卷,可是限于条件却未能终卷。又过了240年,中国学者李善兰和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才补译完成了《几何原本》后9卷。这部数学名著经历近两个半世纪终被翻译完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向西方寻求科学知识和真理的艰难历程。

  每一部科学名著都和一个伟大的名字相联系,每一部科学名著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愿读者从书中读有所得,更愿听到读者的建议和批评之声。


                                    杨舰、戴吾三 
                                  2003年6月于北京清华园

 

后 记

  近年来,国内高等学校的科学史教学发展较快,同时社会上大众阅读也在向科学文化拓展,鉴于这种情况,科学史界和出版界都有人提出,希望编写一部能较全面地介绍和评价古今中外的科学名著的书。因此当湖北教育出版社朱恒足先生找到我们,表示有意策划这样一个选题时,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很快就进入了运作。幸运地,该选题也得到清华大学“985基础研究基金”的支持,被列入“科学史理论与案例研究”项目。
  实际的写作并非顺利。一方面,若干西方科学名著作迄今并没有中译本,这就给介绍和评价原著带来一定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名著涉及不同的学科,如何保证科学性上无误,也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开始双方愿望该书越早出越好,最终决定还是对学术负责,沉下心斟酌篇目、推敲文字。这样一来,动笔到出版不觉近三年时光。在追求效益的年代,这不是经济的做法,但我们无悔多余的付出和努力。
  该书的出版感谢朱恒足先生,是他不断地督促加之耐心保证了本书的基本面貌。感谢魏露苓女士,她在印度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使她有资格为我们提供有关印度医学的初稿。另外研究生李文为本书写了《谈天》一篇,研究生陈斌惠帮助收集了部分图片,也一并表示谢意。
  该书涉及学科较多,有些远非作者所长,疏漏与舛误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各方人士提出意见。

                                      杨舰、戴吾三
                                      2003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