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焚余古籍的整理与研究

 

 

刘 蔷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084)

 

 

    摘  要: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大批在抗日战争时期被严重焚损的线装古籍,它们历经整整一甲子的尘封,情状堪忧,为此学校特拨专款修复,使这些有着不同寻常经历的古籍善本在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前获得了新生。焚余书可谓琳琅满目,珍品杂陈,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文章分二个部分,1、焚余书损毁纪实及修复;3、焚余书的整理与研究。

    关键词:清华大学图书馆;抗日战争;古籍修补;古籍整理

 

 

清华大学是一所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府,收藏有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这些古籍和学校一起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战火洗礼以及和平建设时期的发展繁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华大学走过的九十年历程。抗日战争前夕,古籍中的珍本被挑出运往南方,1940年在重庆惨遭日本飞机轰炸,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残余部分如今被称作“焚余书”,依旧保存在图书馆中。前不久学校特拨专款修复,终于使这批有着不同寻常经历的古籍善本在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前获得了新生。这批书可谓琳琅满目,珍品杂陈,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整理过程中还发现并澄清了一些误传已久的问题,对重新评价其价值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先追溯了焚余书收藏损毁的历史,然后概要记述了将近一年的修复过程,并将近期整理研究结果加以陈述,以飨读者。

 

一、焚余书损毁纪实及修复

 

早在1911年建校伊始,清华就建立了专门的图书室。二、三十年代,由于经费充裕,主持有人,学校研究风气日盛,极大促进了古籍收藏的发展。1929年清华大学一举买进杭州藏书家杨氏的丰华堂全部藏书47546册,使清华的古籍收藏质量陡然上升。丰华堂与号称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氏八千卷楼同时,是浙杭私人藏书家中仅次于丁氏者。其藏书历经两代人、数十年的穷搜极访、苦心经营,仅宋元明版书就有5000余册,抄稿本2161册,在金石、浙江文献、日本刻本等方面尤具特色。当时学校内外对丰华堂藏书的购进大都欢欣鼓舞,认为此事不仅使清华图书馆在华北第一,即使在全国也将居于首列,“岂仅为本校生色,亦中国文化学术之幸也!”[1]1931年新图书馆落成时,藏书已逾14万册,其中线装书约8万余册,缥缃盈架,规模可观。

然而此时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已逼近了华北,学校做出决定,尽量将校产转移出北平城,不使其落入日本人手中。193511月,图书馆所藏古籍中的珍品和西文书、杂志以及各院系重要仪器设备被挑出,装入417个大箱子,经由天津,一路舟车辗转,运抵汉口,寄存汉口的上海银行第一仓库。这批古籍总6660种,9692函,共12764册,分装224大箱,内中有清华馆藏全部宋元版书、雍正本《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以及众多县志、文集的精善本,是当时馆藏古籍的精华。而丰华堂藏书尚未编目者和其它古籍只得忍痛割舍,留在北平。

据后人回忆,学校极为重视南运古籍的安全,任命专人负责,当时任职于图书馆的唐贯方先生便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唐先生因熟悉外文,擅长咨询,曾被师生誉为“活字典”。他爱国爱校,忠于职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值他南下香港省亲,闻讯后立即返程。行至上海,接校方令即刻赶赴长沙临时大学,参与学校南迁工作,留下老母、妻子和幼儿弱女8人在沦陷区北平。1938年初,被派往汉口,负责抢运这批抗战前夕南运出的古籍。此时战火逼近,武汉危急,学校改变计划,将书转运重庆,务必在日寇攻占汉口前将书抢运出来。唐先生经过多方联络,将400多个大箱子装上“民主”公司的船上运送,谁料行至宜昌,遇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受阻达四个月之久。他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巡视码头,腰系钉袋,手持铁锤,逐箱检查、维修、加固。终于再次弄到船只,溯长江,过三峡,历尽艰险,将这批珍贵古籍和仪器设备全部安全运抵重庆,无一受损。[2]

19384月,原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学生迁往云南昆明。因交通极度困难,学校仅将各系教学急需图书提运昆明,而古籍善本则留存重庆北碚,寄存在北碚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内。1940年初学校以2000元为代价在北碚凿山洞一个,然而受托保管者不负责任,将这批宝藏放在地面房屋中,而将此山洞用作自己躲避空袭之所。1940624日,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北碚,空投的燃烧弹使这批图籍顿时淹没在火海中,保管人麻木不仁,待大火烧至第三日晚才通知学校。校方立即组织人员连夜灭火,仅于灰烬中抢得残卷2000余册,而10074册珍本已尽付一炬,其中便有当时馆藏的全部宋元版书。馆藏古籍蒙受巨大损失,堪称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一段痛史。这段痛史书来,至今仍让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清华南运古籍被日机炸毁一事,也在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祝文白在其《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将自元至今七百年间的图书零替总结为“五厄”,最后一厄便是“民国中日之战役”,其中历数抗战期间上海涵芬楼藏书、江苏省立图书馆藏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公私藏书被战火涂炭的的厄运。罪恶的战争岂止是国家和民族的厄运,也给包括图籍在内的文化遗产带来了沉重灾难![3]

留存学校的图书同样遭到日寇洗劫。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四天,即1937711日,日军铁蹄开始横行清华园。清华园被侵占后,图书首当其冲被洗劫一空,1941年以前被掠夺的图书大部分被运往关外,甚至运去日本,这些损失已无从查考;1941年又以“对清华藏书进行整理”的名义,由日伪若干机构各取所需,掠为私有,其残余图书约20万册图书连同钢制书架全部被北平沦陷后成立的伪北京大学接收。抗战胜利后才陆续从北平各处收回部分图书。经统计,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损失图书确计为175,720册,(包括在重庆北碚被日机炸毁者),占当时全部藏书的百分之七十九强。[4]

抗战结束时,尽管这批图书已被战火毁坏得极为严重,学校并没有弃之如敝履,还是将包括断简零帙在内的全部焚余古籍运回了北京,仍然存放在图书馆内。因缺乏资金、人力及高水平的修复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对其完全修复。特殊的经历,加之整整六十年的岁月尘封,这批书已是情状堪忧:它们大多破损严重,烧掉的部分早已焦脆不堪,触手即破,有些书页甚至已支离破碎;而因救火被水湿的部分则已霉变糟朽,连正常揭页都很困难,个别书已形同一个个“书饼子”;有些书页在南方潮湿的环境中被虫蛀或鼠噬,看上去令人痛心不已。

为保存好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其在教学科研中的学术价值,校领导指示,这些古籍是清华历史、清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一定要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这些“重伤员”获得新生。为此学校教育基金会特拨专款,由图书馆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负责,从20006月初开始整理修复。在厘清其版本、存佚、残损等情况后,工作人员南下北上,广泛联络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调动国内古籍界一切具备修补技能的力量,以传统工艺开始了焚余古籍的修补工作。

古籍修补是一门复杂精深的传统工艺。一部书的修补需要很多道工序,如揭页、去污、去霉、洗净、整补虫蛀鼠噬痕迹、补齐烧焦缺损书叶、溜口、逐页托裱、装帧成册等。其间还需要修补者细致耐心及不厌其烦的工作精神,在修补中尽职尽责,努力保存损毁古籍的片纸只字,尽量做到整旧如旧,才有可能恢复原有的风貌。清华的这批焚余古籍几乎包括了以往修补中会遇到的所有难题,情况复杂,破损严重,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所有参加修补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古籍界有“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之说,所幸参与修补的都是极富经验的老技师,在他们手上焚余古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原和补救。

经过所有参加单位的通力合作和艰苦努力,全部修补工作已于20014月底前结束,为清华的九十周年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每部焚余书上还加装了特制的绛红色函套,以喻示这批宝藏曾经六丁之灾的惨痛经历。校庆期间图书馆举办专展,在全校师生和海内外校友中产生一定反响,收到了很好效果。我校斥资修补焚余古籍之举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古籍界将其誉为“大手笔”,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中央电视台等等众多媒体相继予以专题报道,认为是清华大学重视历史和人文传统的体现。

 

二、焚余书的整理与研究

 

在全部277种、2358册焚余书中现存善本共58种,1003册。从时代和版本上看,尽管宋元刻本全部被烧毁殊为可惜,但明清精品仍多有存世,仅明版书便有13种,即明隆庆刻本《文苑英华》、明正德至万历间刻本《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等、明嘉靖三十三年汪宗元自刻本《皇明文选》、明万历二十四年陈大科刻《灵隐子》、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别集》、明万历刻本《刻新编出像杨家府世代忠义通俗演义志传》、明刻本《皇明诗统》、《名山藏》、《国朝名世类苑》、《孔子家语》、明崇祯六年刻本《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明末张溥刻本《宋史纪事本末》、明末刻本《七录斋诗稿》。其中如正德至万历间所刻的几部韵书和《皇明文选》、《灵隐子》等都是历代版本学家和藏书家所称誉的明代版刻精品。《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等书版式系从元刻本出,开本广大,字大如钱,纸墨古雅,存世者已极为稀少。

这些明版书不仅版本价值很高,学术价值也各具特色,现择一、二述之。《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别集》三十二卷,宋祝穆辑。祝穆,字和甫,初名丙,福建建阳人,幼孤,与弟癸同从朱熹受业,性行温淳,刻意问学,以儒学昌其家,后主持兴化军涵江书院。除编有此书外,还编有《新编方舆胜览》。《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分前集六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是宋代著名类书之一,为祝穆垂暮之年,将其读书所记仿《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唐代类书的体例加以整理编次而成。每类首录群书要语,次古今事实,再古今文集,引文完整,且注明出处。宋人遗佚之篇,间有足征者。别集分儒学部、文章部、书法部、文房四友部、礼乐部、性行部、仕进部和人事部八部。焚余书中此部为明万历三十二年书林唐富春德寿堂刻本,与清华馆藏另一部明万历三十五年书林刘双松安正堂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适为互补,可备校勘参考之需。

《名山藏》一百零九卷,明何乔远撰。何乔远(15571631),字稚孝,号匪莪,坛苑多以镜山先生相称,福建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8)进士,历官刑部主事、礼部郎中、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左通政、太仆卿、南京工部右侍郎。立朝正直敢言,所以三度贬谪去官。毕生勤于著述,编写了三部大书――《名山藏》一百零九卷、《闽书》一百五十四卷和《皇明文徵》七十四卷。《闽书》是福建省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省志,《皇明文徵》是明人诗文的汇集,而这部《名山藏》则是著名的明代私人纂修的明史。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使一批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和影响,他们不唯理,不唯经,把目光转向社会,去发现商品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与自我,出现了许多令腐儒和守旧士大夫们惊骇的观念,他们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可敬的觉醒者,何乔远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名山藏》中保存的明代史料极其丰富,而且因是个人编纂,不受正史的陈规限制,收入了很多杂博而颇有价值的材料,如其中设有《方技记》、《货殖记》等类目,记载了历代正史多所忽略的科学家和从事对外贸易商人的事迹,因此谢国桢先生在序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一书时,称何乔远“是个受资本主义萌芽影响、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焚余书中的这部《名山藏》,虽然已有残缺,但却是其最早的版本――明崇祯间刻本,对研究何乔远并发掘其作品中的进步思想和丰富知识仍是颇有价值的。

清版古籍不仅各朝刻本齐全,而且内府本、书院本、坊刻本、家刻本毕备。清初刻本有顺治十五年刻本《本草纲目》、清初福田书海古闽林春祺刻顾炎武《顾氏音学五书》本中的《诗本音》、清初刻本《王山遗响》等。康雍乾三朝的内府刻本如康熙间刻《督捕则例》、雍正间刻《工程做法》、乾隆二十四年刻《皇朝礼器图式》等,都具备典型的内府刻本风格,行格疏朗,纸色莹洁,墨彩飞腾,极为精美。《皇朝礼器图式》刻划精微,也是著名的版画作品。私刻精品如雍正间墨华池馆刻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乾隆七年世德堂刻本《增补万宝全书》、乾隆间香雨斋刻本《东坡先生编年诗》等,许多还是为后世盛赞的以手写上版的写刻本,兼具书法价值。经初步查访,清刻本《芙蓉城四种书》、嘉庆元年刻本《元遗山先生年谱》等数种古籍为清华仅藏的海内孤本。

这些善本古籍各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例如清雍正间刻《工程做法》七十四卷。这是一部清代内府编刊的工部则例,由工部会同内务府主编,自雍正九年开始访察物价,详拟做法工料,历时三年编成。书中涉及了清初许多重大工程的各个方面和手工业的各个门类,由各种房屋建筑工程做法条例与应用料例工限即工料定额两部分组成。自土木瓦石、搭材起重、油饰彩画、铜铁活安装、裱糊工程,各有专业条款规定与应用工料额限,大木作还附有屋架侧样示意简图。有关工程的记载出自清初大规模宫廷建设实例,为统一营建庙坛、宫殿、仓库、城垣、寺庙、王府等工程颁布了一份营建标准,也是审查工程做法、验收核销管理经费的依据。本书在研究清代经济史、技术史和社会史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亦日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焚余书中还保留了为数众多的地方志,包括省、府、厅、州、县、山、水等各级志料,仅善本就有清康熙四年刻本《齐云山志》、康熙三十八年刻红印本《徽州府志》、康熙五十七年刻本《钱塘县志》、康熙六十年刻本《说嵩》、康熙间刻本《盘山志》等11种,其中以康熙三十八年刻红印本《徽州府志》最为特殊,古人在以墨色正式刷印前,先以红色刷印几册,以墨笔勾出讹字于其上,用以校正醒目,这种做法类似现代的“校红”,红印本是一部雕版印刷品的真正“初印本”,但因印数极为有限,保存下来的便非常罕见,历来为版本校勘所重视。

尤为珍贵的是,这批焚余书中还保留了11种稿抄本。稿本如《苏台琐记》、《思补斋书札、日记》,详尽记载了清末的社会生活;抄本如清抄本《甲申纪事》,存北事补遗一卷、福王登极实录一卷、甲申纪闻一卷、死难从逆诸臣考一卷、孤臣纪哭一卷、再生纪略一卷,内中记载的竟是明亡之际的遗闻轶事和南明小朝廷史实,这段历史一直为清朝统治者讳莫如深,有关史料屡被禁毁,本书的价值可以想见。其它如清王同心撰、抄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廉俸章程》;清杜臻撰、清抄本《巡视广东纪略》;清红格抄本《闽轺日记》(内中记载的是作者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福建做官之记闻);清刘树屏撰、清抄本《述铁路建筑时之弊》;清红格抄本《戏场章程》、《客店营业章程》,(其中还包括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制订的“直隶巡警教练所细则”和宣统元年闰二月直隶全省警务处制定的“州县巡警巡逻站岗规则”);清王莳蕙撰、清抄本《咸丰象山粤氛纪实》(存平定瑶匪纪略二卷、台湾杂记一卷、镇江剿平粤匪记二卷,是研究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和云南、台湾少数民族起义的重要史料);清抄本《中河、九堡漫口筑坝挑河奏折档》;清西陵内务府抄本《陵寝四时并忌辰大祭祭器祭品名目款式图册》(上钤“泰陵内务府总管关印”满汉文章,是清雍正皇帝泰陵祭祀规制的真实记录,插图精美)等,这些稿本、抄本几乎都未曾付梓刊行,其中保存了丰富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史料,最具学术价值。

这批焚余书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清雍正六年(1726)铜活字印光绪描润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由康熙词臣陈梦雷编撰,雍正六年以铜活字排印而成。因出自内府,印刷装帧极为讲究,选用上等开化纸或太史连纸,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版刻史上的著名精品。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共5020册,号称“研综古今,搜讨殆遍”,集经、史、子、集之大成。因其卷帙浩繁,第一版只印了64部,加样书一部,在当时便为珍籍,近三百年沧桑后仍完整保存至今的仅有可数的四、五部,很多著名古籍收藏单位如北大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仅藏有其中数册或数十册。至光绪年间,铜活字本日渐稀少,光绪帝意将其原书化身百部,作为外交手段,向各国大使馆赠送,以宣扬此“中国之大百科全书”。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自民间购得开化纸铜活字原印本一部,描润照相,再以石印法印行一百套。主持这次影印的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来由民国外交部接管,影印的底本便留在了外交部,而当时只有清华学校归属外交部管辖,故又转赠清华收藏,这也是清华古籍收藏最为得天独厚之处。这部书在抗战期间也被运往西南,历尽兵、火、水、虫、鼠之灾,现仅存558册。

这部影印的底本即所谓“光绪描润本”,翻阅它,可以忠实再现一百余年前重印《古今图书集成》的全过程。以往谈及《古今图书集成》诸版本的论著中较少涉及这部特殊的描润本,即使专门述介此版的文章,因尚未曾全面整理,也有许多失检之处。前人一般只说到这次影印前对底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描润,“描润”含两种情况:一是规避雍正以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六位皇帝的名讳,逐一涂白改写;二是将铜活字印出的字迹不够清晰的地方以墨笔描黑,仅此两项已经可以估算出当年描润工程之浩繁。而实际情况是,描润者绝不仅仅进行了以上工作,而是将这部规模万卷、五千余册、五十多万书叶、一亿六千万字的大书通通以墨笔彻底描黑修饰一遍!这个结论是整理者将焚余的500余册以及所有散叶逐册、逐叶翻检后得出的。如果不是亲眼得见,很难相信这竟是事实。试想,如此规模,抄写一遍尚有待时日,何况是工笔描画、精心覆写?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所有的避讳字一网无遗,而且全书的字体风格大变,撇、捺均被延长了笔锋,铜活字特有的版印风貌被描润殆尽,俨然是一部抄工精熟、字体规整的抄本。尤为可贵的是,书中的双行小字、板心口题、木刻版图也同样细致修饰,一册描润本在手,即使版本行家也会走眼,误以为这仅是一部抄本!只是将书页背光看去,原印的字样才显露出来。这样费时费工而工程浩大的影印大概在世界印刷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在这558册焚余《古今图书集成》中,竟然还掺杂着数十册光绪影印本,这也是不见前人记载的。光绪间影印直到描润底本转赠清华,中间只隔了区区30余年,底本已不完整,要以影印本补齐,由此亦可见清末民初的动荡和对文化典籍的浩劫!即使这数十册光绪影印本,也因当年只印了100套,且大部分在上海仓库被毁于大火,保存下来的也非常稀少。这次全面整理修复焚余古籍,使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和评价清华珍藏的描润本《古今图书集成》的版本价值,当然这只是初步探讨,尚有待深入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Rare BooksMending and Arrangement

in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LIU Qiang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ncient Document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Chinese ancient books which were collected i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were damaged seriously by the enemy plane bomb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60 years has passed, it had been mended before the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90 years. The article recalled its miserable history first, and then narrated the whole course of arrangement in brief; the research on its value will be stated in the main part.

 

Key Words: Tsinghua Universitylibrary;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ancient books mending; study on Chinese ancient books

 

(全文7500字)

 

 

作者简介:刘蔷(1969-    ),女,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理学硕士。

通讯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科古所

邮政编码:100084

E-mail  : liuqiang@mail.lib.tsinghua.edu.cn

 

(已登于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上)


 

[1]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民国18830日,第85期;

[2] “务本务实,自立自强--怀念我的父亲唐贯方”,唐绍明撰,《清华校友通讯》复35期,1997年;

[3] “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祝文白撰,《东方杂志》1945年第19号;

[4] 《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朱育和、陈兆玲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